2022年11月，当“广州长湴疫情”成为新闻关键词时，这个位于天河区东北角的城中村，第一次以如此密集的方式闯入公众视野，封控、核酸、物资配送——这些词汇构成了外界对长湴的即时想象，在应急响应的表象之下，长湴的日与夜，呈现的不仅是一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样本，更是一幅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特殊聚落的生存图景。“战时”的非常态与“平时”的常态相互映照,揭示出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直面的深层课题。
长湴的“战时”，是空间形态与社会结构共同作用的产物，0.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着近4万人口，握手楼间的巷道仅容一人通过，出租屋密集如蜂巢，这样的物理空间，在平时是低成本生活的容器，在疫情下却成为病毒传播的潜在通道，当防控需要“静下来”时，长湴的日常节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：菜市场关闭后，生鲜如何抵达每户？公共厕所减少使用后，租户的如厕问题如何解决？这些具体而微的问题,暴露出高密度城中村在应急状态下的脆弱性。
长湴的应对过程，也展现出基层治理系统在压力下的弹性，疫情发生后，一个由街道干部、社区工作者、网格员和志愿者组成的临时指挥体系迅速建立，有趣的是，这个体系并非完全自上而下建构，而是巧妙嵌入了长湴原有的社会网络，本地房东成为信息传递的关键节点，他们熟悉每栋楼的人员构成；小卖部店主转型为物资中转站的负责人，因为他们清楚邻居们的日常需求，这种“半正式”的治理资源的激活，使得封控期间的物资配送、核酸组织等复杂事务得以有序运转，一位参与志愿服务的租户回忆：“我们楼栋的物资分发，是靠房东在微信群里接龙完成的，谁家缺米缺油，邻居之间就先调剂。”
更值得深思的是长湴的“平时”——疫情只是暂时揭开了这层帷幕，长湴并非孤立的个案，它是广州138个城中村之一，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“村改居”社区的典型，这里居住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、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小微创业者，他们选择长湴，是因为这里提供了他们能够负担的“城市入口”，低廉的租金、便利的位置、包容的氛围，构成了长湴的吸引力，但这种低成本生活配套的背后，是公共服务的历史欠账：教育资源紧张、医疗资源不足、消防通道被占用、排水系统老化……这些问题在平时或许可以勉强维持，一旦遇到疫情这样的压力测试,便迅速显影。
长湴疫情暴露出的，本质上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“重发展、轻治理”的遗留问题，城中村作为城市扩张的过渡形态，承载了重要的社会功能，却长期处于规划与管理的模糊地带，疫情迫使城市管理者必须直面这些区域，但非常态下的投入能否转化为常态化的治理改善？封控期间建立的详细人口数据库，能否用于今后的精细化管理？临时铺设的供水管线，是否会保留以改善居民用水条件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关系到长湴们能否真正从“城市的背面”走向“城市的有机部分”。
从更广阔的视角看，长湴的“战时”与“平时”，是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微观样本，它提醒我们，城市的韧性不仅体现在应对危机的效率上，更取决于日常积累的治理基础，拆除重建并非唯一路径，通过渐进式更新改善基础设施，通过社区营造增强社会资本，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居民福祉，或许是更可持续的选择，疫情终将过去，但长湴们提出的问题会长久存在：我们能否构建一种治理模式，既能在“战时”高效响应，又能在“平时”厚植根基，让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为安全、尊严与希望的承载之地？
当长湴的围挡拆除，租客们重新奔忙于巷弄之间，这个城中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喧嚣，但有些东西已经改变：决策者更清楚地看到了地图上那些密集点位的复杂性，居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社区纽带的重要性，或许，这才是长湴疫情留给广州、留给所有快速成长中的中国城市最宝贵的启示：真正的城市现代化，不在于玻璃幕墙的高度，而在于它能否照亮每一条狭窄巷弄,温暖每一个平凡人生。
微信扫一扫打赏
